美国最大的家居电商Wayfair或许没有想到，一笔20万美元的订单会将公司推到舆论的中心。

2019年6月26日，Wayfair的数百名员工集体罢工，在位于科普利广场的公司总部楼下举行集会，抗议公司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安置站出售床和其他家具。

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6月24日，Wayfair宣布将向德克萨斯州的一家非法移民安置站提供家具，这成为了冲突的开始。这所移民安置站最多可容纳3000人，其中以未成年人为主。这笔交易价值20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估测，它将为Wayfair带来约8.6万美元的利润。

这则消息一经宣布即遭到员工内部抵制，共有547名员工在抗议函上签字并发送给Wayfair高管团队，要求他们取消这笔订单以及与移民安置站的全部业务往来。Wayfair在回复函中拒绝了这一要求，表示“为所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客户履行订单是零售商的基本义务，这并不代表我们支持客户的行为”，并提倡公司应该保有“广泛而多样化的客户群”。

此后，Wayfair首席执行官Niraj Shah和联合创始人Steve Conine在第二封内部信中宣布，公司将向美国红十字会捐款10万美元用于移民安置站购置基本必需品。员工对此并不满意，要求公司将出售的利润捐赠给移民法律援助组织RAICES。

Wayfair高管没有让步，员工最终选择罢工。

（Wayfair员工罢工抗议，“监狱就算有床，也仍是监狱”。图片来源：JESSICA RINALDI / GLOBE STAFF）

Wayfair资深员工马德琳·霍华德（Madeline Howard）领导了科普利广场的集会，有数百名员工选择和她站在一起。她表示，她已经在公司工作了近7年，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失望。

因一笔20万美元的订单而抵制一家公司，看似小题大做，实则事出有因。美国的移民政策十几年以来广受诟病。

美国的非法移民以墨西哥人为主，他们原本长期生活在充满犯罪、暴力、贫穷和腐败的环境中，因而偷渡到美国。美国拥有超过1100万的非法移民，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非法移民安置系统。

（安置所内睡满了未成年人。图片来源：ACLU）

在美国民众心中，移民安置站和拘留所、监狱甚至集中营无异：人员密集，虫豸遍地，空气不流通，24小时不间断的灯光照射，安置站中的移民长期无法更衣洗漱，只能席地而卧，且得不到应有的饮食。

2002年的《国土安全法》将18岁以下没有法定监护人的非法移民定义为“无人陪伴的外国儿童”，只有是儿童的父母且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才符合“法定监护人”的情况，除父母之外的所有亲属陪同的未成年非法移民都会被视为“无人陪伴的外国儿童”。由于美国不允许将未成年人送进监狱，因此与亲属共同偷渡到美国的未成年人就会被强制与亲属隔离并送进安置站。2019年4月19日到6月初，也就是特朗普的“零容忍”政策出台后的一个半月内，已经有2000名未成年人被迫与亲属分离，拘禁在安置站中。

因此，安置站中很大一部分人员是未成年人。根据联邦法律，移民未成年人最多被拘禁72小时，但在实际操作中，未成年人往往被拘禁三个星期以上。而且，由于疾病时常爆发，从2003年到2008年间，有超过300名人员在安置站中非自然死亡。

本次移民安置站向Wayfair采购的家具将被用于安置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移民。根据参与罢工的Wayfair员工的说法，“发起抵制不是希望未成年人继续睡在地上，我们希望他们有床，但我们更希望他们有家”、“我们从不认为未成年人不应该在安置站里拥有一张床，这从来不是我们争论的重点，重点在于根本不应该存在移民安置站”。因此，“帮助特朗普政府建设移民安置站将未成年人与亲人分离，这和我们一直以来认同的公司价值观极为不符”。

罢工持续了一天，但还没有达到员工们原本设想的目标。一名组织者表示，与高管的交涉还将继续下去。事件爆发一星期后，7月3日，美国佐治亚州雅典市市长Kelly Girtz公开表示支持抗议活动，“很高兴Wayfair的员工宣布与难民团结一致，因为没有人应该从人类的痛苦中获利。”

这不是Wayfair第一次引起争议。2018年9月，Wayfair也曾将家具提供给位于德州的另一家移民安置站，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所安置站有超过2500名未成年人，2019年1月因存在严重的安全和健康问题而关闭。

Wayfair也不是唯一一个因为政治原因遭到抵制的企业。

2016年6月，家得宝联合创始人伯纳德·马库斯发文支持特朗普入主白宫，在社交媒体引起争议，特朗普反对者提议抵制家得宝。舆论发酵后，家得宝迅速声明：“伯纳德·马库斯已从家得宝退休14年，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本公司不支持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从而平息了这场风波。

2018年6月，由于劳氏部分门店的员工只要求有色人种在离开门店时出示购物小票并开包检查，根据肤色对顾客区别对待，劳氏被指控种族歧视。有色人种针对劳氏的集会抗议活动持续了一个月以上。

2018年底，谷歌也因在高管性骚扰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包庇行为而遭到员工的罢工抗议，全球范围内有两万余名谷歌员工支持这一罢工行动。罢工组织者后来遭到降职降薪、强制休假的“报复”，并于2019年6月离开了谷歌。

企业也可能出于政治原因发起抵制。

家具零售商Ron Werner、Williams Sonoma在2016年宣布退出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高点家具展，这是由于北卡罗来纳州长与州议会在2016年3月23日签署通过了一项被视为歧视LGBT人群的法案，该法案要求跨性别人士必须使用和出生证明文件上性别一致的厕所，并禁止州内地方政府自行颁布保护LGBT人士的反歧视法例。由于同样的原因，移动支付平台Paypal也宣布撤回在北卡罗来纳州最大城市的运营中心计划，取消了相关的投资。

在美国，员工与企业的角色已经悄然改变。

以前，或许对于员工来说公司行为和个人立场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工作等于“我把事情完成好，然后拿到我应得的报酬”，仅此而已。但现在，工作与生活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一项调查显示，38％的美国员工会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公司的立场进行评判，例如同性婚姻、种族歧视、性骚扰、气候变化、性别平等、薪酬公平和内部商业政策等，超过80％的80后员工认为他们有权发表反对他们的雇主的言论。员工希望公司的行为和立场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对公司除了有商业价值上的期待之外，也有社会价值上的期待。

而对于公司而言，社会价值方面的期待不仅来自员工，也来自全部民众以及整个社会舆论。企业常见的“每购买一件XX，我们就会向XX捐出XX元”的宣传正是对自己社会价值的展现。而相比起绝对不会出错的慈善营销而言，公司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表态就微妙得多，也更容易引起争议。